《周易》有天下和平，《礼记·礼运》有大同小康等天下观。

和所有宋代儒家士大夫一样，朱熹也非常重视广大庶民的生存问题，为此，他本人还亲自写过一篇《劝农文》，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说：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此种逻辑的运行，彰显的是形上与形下的彻底贯通，也是理学思想与人伦道德的实现与对接

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在这起著名的学术公案中，朱熹与陈亮讨论的焦点是关于如何评价汉高祖与唐太宗的道德动机与事功效果。也即是说，道德的修己是秩序性的安人安百姓的必要条件，然而实现安人安百姓的充要条件，则不只在道德性的修己。具体而言是如何将儒家伦理纲常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总的来看，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以天理论确立了理融合天道与人道的机制，奠定了理的形上性和本体地位，同时也为人间伦理道德找到了理论依据。

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而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朝廷上下普遍相信主宰天下的力量应该是道理最大，为了确立这一套最大的道理，从北宋二程兄弟开始，直到南宋朱熹，理学家建立了一套以天理为终极依据的哲学体系，并以天理论来作为统一宇宙和价值的本体，故而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程朱理学。【44】君子终日乾乾以务时趋时，时至当勠力于成功，时尽则静以置身，是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45】。

这一点正是《易》之兴也的根本原因，所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48】。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50】孔子的行事原则是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即要求君子不管何时、何种处境都要以仁为依归，至于死生、贫富、穷达则俟之于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也是在此意义上讲的，而这也奠定了孔子及儒家后学对命运的基本态度。既要修德，还得‘明数【32】。

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41 晁福林：《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摘要：作为孔子关注点之一的命运之所以是隐性的，一方面缘于孔子对其未曾明确提及，另一方面则由于后学对于《论语》中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章的误读。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云：卦曰：君子终日键键（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前已言及，当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知轴心突破后‘天‘人关系的个人化是一项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24】。

若秉性自仁者，则能安仁也。（《论语·泰伯》）义然后取，故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所谓有疾，朱子云：先儒以为癞也。

并引谢良佐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也。而就利与仁的关系而言，义、利之辨实乃君子、小人之辨，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孜孜于道义而非求利，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命运是不受人所左右的外在力量，而正因意识到德性修养与人生境遇之间的疏离与落差，儒家才格外强调人的道德自主性并以之作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8 陈谷嘉：《孔子与命与仁说初探》，《道德与文明》1986年第1期，第29页。然而为何又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知命为何成为人修成君子的必备前提？其次，孔子自述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为何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诚如《说苑·反质》所言：信鬼神者失谋，信日者失时。32 廖名春：《从帛书〈要〉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帛书〈周易〉论集》，第125-126页。（《论语·宪问》）对君子而言，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反躬自求、提升自身的能力与道德修养，至于报偿则是随之而来的自然结果，故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时，其言下之意是谓富不可求，在一定意义上即子夏所闻的富贵在天之意，亦即确定存在某种不为人所左右的力量，此即命或天命，它同时也意味着孔子承认人的主观作用的局限性，故而他不愿意去多谈利与命的关系。（《论语·述而》）朱子云：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

……穷达以时，幽明不再。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10】天命是圣人设教的重要依据，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22】其批评并非无的放矢。‘智者利仁，智者，谓识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此章历来难解，何晏云：利者，义之和也。

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句别作一义。对于命，孔子也并未罕言。

故而朱熹对于知者利仁不乏肯定之处，但认为若存心于个人得失之私利，则沦为小人矣。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说之数书，孰能辩焉？【36】《要》篇则云：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33】帛书《易之义》云：《易》之兴也，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与？【34】《系辞下》亦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孔子自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对现实中人的关注及其道德提升、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君子齐明好道，日自见以待用也。

（《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

《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19】程树德则批评朱熹云：古无以天道作天理解者。

君子有别于一般人之处在于其并非一味依违于卜筮，而在价值取向上以德行、仁义为求福吉之前提，子曰：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哉。因此可以说，天道即天命，先人们认为其中蕴含着吉凶祸福之道。